国际能源机构评价俄哈土乌合作项目

根据学者考证，19世纪中叶以前，社会规范的本质更多强调其外部特征与社会属性，法规范实际上是被法与道德的强制、命令共同覆盖的体系（冯·耶林语），法律、道德、命令、社会指令等各种规范用语在定义上没有被明确区分开来，威慑和强制被理解为其本质特征，由此透过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方法来揭示其属性和效果成为主流方法。

依宪立法原则应当在法律规范层次上来明确立法工作的确定性，立法必须与宪法保持一致，不得与宪法发生抵触，更不能随意放水。根据此规定，只有联邦或州立法机构行使立法权的行为及产生的结果受宪法限制，可以在法理上成为合宪性审查的对象，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行为只受法律限制，应接受合法性审查，不能直接作为合宪性审查的对象。

依宪立法原则对立法工作的约束力体现在立法工作要尊重宪法作为根本法的最高法律效力，在立法实践中不能随意用制定法律法规的方式来简单代替需要通过修改宪法才能合理解决的问题。上述条款实际上在制度上确立了穷尽救济原则，即在尚未用尽合法性审查、合规性审查、合章性审查等立法监督手段之前，不得在制度上随意启动合宪性审查程序，以此来保证下位法服从上位法立法监督原则的有效实施。审查主体是依法有权进行合宪性审查的国家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或机构。为保证依宪立法原则对合宪性审查工作发挥实质推动作用，首先要对其基本价值要求作出必要的制度界定。由此可见，仅以法律文本的形式特征来界定依宪立法中的宪，即可发现，宪字在法律文本上存在着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

因此，依法立法原则在指导具体立法工作的过程中，实际上可以合理地分解为依宪立法、依法立法、依规立法、依章立法等不同类型的下位法必须依据上位法来制定的立法要求。依宪立法具有正当性基础，价值目标明确，作为立法工作的基本原则，目前制度上并未明确予以确认，但从依宪治国的价值要求和依法立法原则的制度构成审视，将依宪立法原则确立为立法工作的基本原则具有法理上的必要性和制度上的可行性。第二种是实在道德模式，以宪法社会学为代表。

[46]法的规范性就在于这三个维度上期待的一致化，法律就是稳定规范期待的多维度社会结构。[84] 分离命题的核心在于法效力标准是否必然包含道德因素，我们可以从两个层次来揭示它对中国宪法学的重要影响： 第一，在宪法本身的效力来源上，道德并不是其必然条件。尽管这三个命题在法的效力来源、法律规范适用和法律体系变动这几个方面构建起体系突破禁止的学术戒律，但宪法学却无法在上述方面恪守该戒律，从而动摇其法实证主义的基本立场。它实际上是以参与的观察者视角来对待实在道德：一方面他们对中国实际起作用的流行政治道德和价值观念进行了描述，另一方面也对这些实在道德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规范性辩护。

例如，法既不是某种超越人的自然秩序或先验价值，也不是神的意志之体现。[98]同前注[64]，张翔文，第920页。

[139]而对于国家来说，要求其按照正义准则来行动则是另一条可以普遍化的规则，这就是国家接受‘把每一个人都当作目的作为普遍规则。科尔曼由此进一步区分了社会事实与法概念之间的阐释性联系（explanation）与定义性联系（definition）两种弱命题，前者是在解释法的概念与具体内容时必须依赖某些事实性因素来理解，后者则是主张社会事实必然构成定义法的某个部分。后者是基于一个共享的法概念所建构的具体理论。然而，宪法的不可错性在合宪性审查的理论与实践中受到动摇： 第一，现代宪法最大特点不是效力的自我确认，而是效力的自我拘束，宪法也约束制宪者。

[88]教义学倾向的学者则更愿意接受体系约束而将之解释为一个具体基本权利。因此，鉴别、改变法律效力的只能是一种惯习式的形式渊源标准，依靠这个渊源自身发出的指令来产生效力。因此一条宪法规范内容的证立只要基于体系内还原即可。站在赫斯勒的客观观念论立场，我们可以把理想有效性归结为如下特征：第一，它是定言命令，具有效力的普遍性。

第二，人的尊严和国家正义作为实质性的理想有效性规范必然在逻辑上预设两个形式性的有效性规范，那就是国家统合与正当程序。因此，中国解说性宪法学说仅仅以思维的强行中断回避对理想有效性规范的建构是不够的，在实践中也可能为只要写到宪法里的条文都是被普遍证立的这样的实证主义纯粹形式检测标准带来的危害埋下伏笔。

法律权利的司法争讼则主要是判断式的，法官可以更多倚重法教义学体系内的规则居中进行法律思考，从而有更大的确定性。[37]按照凯尔森秉持的新康德主义—建构主义命题，规范性陈述是人对规范世界的实际、科学建构。

（四）宪法变动的体系难题 宪法变动包括正常变动与不正常变动（破坏、废除、侵害、效力停止），本文集中在前者，主要包括宪法修改、宪法解释与宪法变迁等现象。[132]同前注[128]， V. H?sle书，第70页。[34]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载《彭真文选》，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2页。[90]张翔：《中国国家机构教义学的展开》，载《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1期，第23页。这种学说面临的最大难题并不是把实际存在的当作有效的，而是把实际存在的当作理想的，混淆了社会有效性与理想有效性假言判断与定言判断，实在道德最大的弱点即在于它的规范性辩护总是以特定条件和时空作为前提，从而不能直接作为一种可普遍化的规范得到辩护，后者必须突破包括成文宪法和实在道德构成的规范体系。正如张翔教授指出，宪法教义学具有回溯过去的品格：法教义学使得我们在面对实践问题时，不必每次都从头开始在每个问题点上去、考虑所有的解决方案，而是可以参考过去对于类似问题形成的固定的解决路径，[64]这种学术思维在论者看来可以将价值内战技术化、程序化。

第三种是效力自赋模式，以解说性宪法学和系统论宪法学为代表。[41]张翔：《宪法教义学初阶》，载《中外法学》2018年第1期，第925页。

[97]它是实际流行于特定社群的道德共识信念。[52]如果借用哈特的理论框架，惯习命题主要不是对初级规则、而是对次级规则，也就是鉴别、改变和裁决初级规则，尤其是具有鉴别功能的承认规则性质的说明。

……具体地、经验地考察中国的政治运作中‘哪些规则实际上发挥着宪法的功能。[38]尽管法规范不能还原为事实，但对其认识和阐述必须依赖人的思维建构与客观表达行为，因此规范性陈述是可以透过话语、行动（例如诉讼）、法律文本客观呈现的社会事实，具有真/假之分。

在一个既定社会里R和S往往不能同时有效。[53]同前注[17]， A. Marmor书，第1-6页。这个特性可以追溯到阿奎那善的确定性观念，理念总是借助经验而显影，拉德布鲁赫哲学中亦有理念的材料相对确定性主张，立法者可以通过对法律材料进行科学分析与加工，而相对呈现理念，如同艺术品的美借助艺术家的材料而实现。[122]这就需要一种概念的类型学，把相关语境结构提炼出来。

[135]第五，深层次行动理由。[82]同上注，第53、55页。

由此，法的概念框架包括制度性权威发布、社会实效和内容正确三个方面。然而，正是这种静水流深的改变更需要考虑可接受性问题，但中国宪法学对其反应并不敏感。

[144]同前注[113]， R. Alexy文。[35]宪法社会学更为中立地将政治实践理解为观察平台，以外部视角来论证宪法内容的经验来源之合理性，由此强世功教授谈到：用社会学的基本方法来研究宪法问题，……从中发现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宪法规则或宪法规范。

[114]2017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在全国各地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后，《宪法》第89条规定的国务院监察职能实际上也不再存在。[110]在实践中，很多国家宪法本身也规定了修宪在时间（例如瑞士对修改间隔的规定）、方式（例如采修正案）、内容（例如德国《基本法》第79条规定的永不修改条款）等方面限制。[71]虽然这种主张经常遭遇解说性学说违反休谟定律的诘难，但二者却有一些共同之处：二者都认为起到承认规则作用的宪法必须同时具备实际效果和接受性，二者也都采取一种参与者、而不是纯粹观察者的视角来研究宪法，只不过解说性研究的立场更多是司法参与或对个案涵摄模式的思维模拟，宪法社会学的立场更多是立法/政治参与。[77]H. L. A. Hart, Book Review of The Morality of Law, 78 Harvard Law Review 1281(1965). [78]J. Raz, Practical Reasons and Norm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46. [79]J. Raz, Reasoning with Rules, 54 Current Legal Problems 1(2001). [80]J. Raz, The Morality of Freedo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55. [81]同上注，第47页。

[69]林来梵主编：《宪法审查的原理与技术》，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08页。宪法是一种规范，规范是一种当为，也即人应该如何行动的规定性。

然而，正如论者指出，什么是社会事实也可以有很多版本，[22]其理论强度并不相同，我们可以归纳为两种主张： 第一种是强意义上的社会事实命题，即还原论的社会事实主张。[113]R. Alexy, On Necessity in law and morality, Ratio Juris, Vol.25：1， pp.47-58(2012). [114]蔡定剑：《宪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94页。

用康德哲学来说，理想有效性的规范为人设定的是完美义务，即任何时候都应该向任何人履行的义务。文章来源：《清华法学》2020年第6期。